临近年末，密集的与各路朋友咖啡吃饭聊天，这样的表达在多个场合回响。从职业发展的角度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做到相当的高度。

　　有些叫做35岁焦虑，在这个年龄，即使在中国那家最头部的企业，很多人“过不去”离职了。

　　有些叫45岁的焦虑，他们在考虑是否还有退休的资本。在这个年龄之上，很难有合适的职业机会，公司似乎随时可以把他们抛弃。

　　这些情绪，我们可以总结为“中年危机”。

　　除了这群人，更多的人的命运将与技术有关。

　　人的劳动正被替代

　　AI和产业的广泛融合，伴随的是一个工厂由数百人变为数人的故事。

　　与之相类似的是：无人超市、无人酒店、无人驾驶在蓬勃发展。

　　这些商业实验在相当高调的展开，并且据说有一家地产企业，雇了上千的博士，研究用机器人盖楼。

　　支持者称，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，将会带来更多的就业，因为当这些工具应用的时候，在别的地方产生了更多的就业。

　　可是，这样的说法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，更多人是悲观的。

　　比如，当汽车的自动驾驶出来之后，所有人的驾驶技能就毫无商业价值了；当细胞免疫治疗成熟之后，那些肿瘤专家可能就要失业了。

　　反市场、反技术的思想在酝酿

　　表面看，问题并不严重。

　　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以及经济的周期下，企业以充分的理由削减成本，而削减成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裁员，且股东主义还有大量的拥趸，增加着裁员的合理性。

　　科技领袖们依然踌躇满志，因为投资者们也在继续加注科技领域，支持创新的政策以空前的力度在展开，很多中国人继续支持市场化。

　　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5年后、10年后，是否情形会不一样？

　　如果大部分人都被挤出了产业，企业又能从哪里寻找消费者？

　　近一段时间，裁员故事的广为传播、一些对抗性的行动时有耳闻，已经可以感受到，一股反市场、反技术、民粹的思想在酝酿中。

　　暗流在涌动了。

　　我们需要重视这样的暗流，这与所有人的幸福有关。

　　高增长远去的叠加，正在加剧这种结构调整的烈度。在中年危机情绪的传染，全球竞争、创造性破坏导致的负面后果的加剧影响下，这将是一股难以回避的力量。

　　当商业和创新不能够让社会的大多数参与者获利的时候，怎么可能持续？

　　当创造性破坏的负面后果伤害了更多的人之后，怎么期待人们去拥抱变化？

　　重温亨利·福特的价值

　　耶鲁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巴赫对MIR说，“如果商业领导者们认为，他们的任务是发现创新的方法降低成本，而这些因创新技术而失业或受影响的人会来其他人来负责。这样的话，这些商业领袖不但没有负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，而且他们是在引火自焚。”

　　历史是最好的老师，100年前，世界曾经有过类似的情节，巴赫说，上一个时代的商业领袖曾经提出了非常明智的解决方案。

　　他推荐的是“福特”。

　　福特的“让每一个家庭拥有一辆汽车”，形成了一套解决方案。巴赫说，他意识到，如果工人没有好的收入、住房等，他们会罢工。

　　而且，如果想要生产面向大众市场的产品，人们得能够赚足够多的钱去消费。

　　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商品和服务，将会给商业带来消极的影响。

　　工业时代的领袖们实际上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示范，正是他们的努力，让世界从工业文明的创造性破坏当中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，并让这个世界进化到知识文明时代。

　　当下，在破坏性创新已经导致了对创新、变化的反对力量迅速升腾之际。回味福特的方案，回味亨利·福特的智慧，有特别的含义。

　　此文献给科技企业的领袖和准领袖，期待我们这个时代的亨利·福特。

　　如下，附上亨利·福特的思考：《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了》。

　　靠习惯来管理企业是不行的。

　　比如有人会说：“我支付的工资越来越高。”

　　然而说这话的人却不会轻易地说：“我没有比其他人更好的、更便宜的东西要出售。”

　　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企业主会认为，只买最便宜的材料就可以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。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我们会听到那么多的关于“清理劳动力”和降低工资能给国家带来好处的论调呢？

　　实际上，降低工资只能意味着降低购买力，并抑制国内市场。

　　如果工业如此差劲，以致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份好生活，那么工业发展有什么意义呢？

　　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——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。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工资的增长，决定着国家的繁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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