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施懿宸、梁楠楠

　　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25于12月15日结束，会议形成《智利与马德里时期的行动》（Chile Madrid Time for Action）。尽管会议延期两天，是史上最长气候变化大会，但各方就核心问题未达成共识，备受期待的《巴黎协议》第六条款国际碳市场机制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
　　为什么各方都愿意展开谈判，却又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争议，面对气候变化，人们都在思考什么？本文将从心理行为的角度分析为什么气候变化谈判困难重重，同时提出了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潜在心理的相关建议。

　　一、对气候变化缺少感同身受

　　一般情况下，人的大脑可分为两部分：理性脑（The rational brain）和感性脑（The emotional brain）。理性脑关注已掌握的信息（数字、逻辑）和科学的方法，对应理性思维。而感性脑关注生活经验、价值观以及直觉等，对应感性思维。气候变化只因为客观数据和现象被理性思维所接受，但人们并没有从主观感情上，即通过感性思维接纳它，所以面对气候变化，人们难以有动力采取行动去应对（Shackley， 2016）。

　　1、框定偏差（Framing Bias）影响判断

　　通常，我们把工作、家庭、休闲娱乐等划分为不同的区域，也会以不同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各个区域内进行活动。所以，所处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看待问题的角度，这种现象被解释为框定偏差（Kuhberger， 1995）。人们会以自己善良的初衷，为不好的行为正名。本次气候大会国际碳市场机制（可持续发展机制，SDM）迟迟没有形成，主要是因为双重计算问题（Double counting），巴西等国希望把《京都议定书》（Tokyo Protocol）累积的减排量纳入新机制中，而发达国家部分谈判代表认为这样会导致重复计算。“没有规则，比有坏规则要好”（Satyajit Bose， 2019）。

　　2、启发式偏差导致动机性思考

　　可另一方面，呈现的图片、文字资料里，冰川冻土在融化，海平面在上升、极端气候灾害频发，生物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破坏。但是这些气候灾难离大部分人太过遥远，以致于让人难以感同身受。人的思维系统可以一分为二，快速思考和慢速思考。快速思考多基于个人过往的经验和感情基础而快速得出的结论。慢速思考则偏理性，会对各类信息进行权衡，考虑不确定性，深思熟虑后才得出结果（Kahneman， 1982）。快速思考结果往往容易形成启发式偏差（Heuristics Bias）。

　　人们因为启发式偏差，更认可具象、即时、公认的现象；更看重当下得失，大幅折现未来将产生的损失。而气候变化过于抽象、遥远、尚存争议，且气候变化产生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。气候变化中，接受短期损失可以减少未来长期可能发生的损失（Stern， 2007）。而气候变化的这些特质和观点与启发式偏差大相径庭，因而难以让人们接受。所以在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上，人们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，这样的动机性思考在人们心中起着过滤作用，引导人们只选择相信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，而对另一方证据视而不见。

　　3、面对恐惧的恐惧

　　气候变化“完美地”走向人们面对痛苦的反面。人们通常对关系密切的、突如其来的、不道德的和当下的痛苦反映剧烈，而很少能够去感知到未来发生的痛苦（Gilbert， 2015）。一份调查显示，在2012年新泽西飓风“桑迪”过后，这场灾难受害者们依然不愿提谈论气候变化。他们不相信自己会因为气候变化而第二次经历这样的灾难，这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正义世界理论，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灾难是非常偶然的事件（Marshall， 2014）。在集体中人们都希望寻找共同且积极向上的目标，而气候变化因为不确定性容易让集体产生分歧，这不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和相处之道。

　　二、信任危机影响气候变化合作

　　如果气候变化拥趸者试图打破人们习惯的日常，则将受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，这是因为源于内心的不信任。人们通常相信生产的汽车飞机是安全的，相信刷卡和网购时资金是安全的。这不是因为人们信任产品性能，而是信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组织（Roderick， 2009）。但是对于气候变化，信任危机表现得相当明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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