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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春秋︱上海滩最后的钱庄

网络整理 2019-06-12 10:25

南有钱庄,北有银号。上海开埠后,西方对华经济扩张加剧,进出口贸易日渐活跃,银钱业因资金融通之迫切需要而日渐繁盛。面临外资银行的入侵,中资银行的崛起,夹缝中求生存的钱庄虽然规模有限,设施简陋,经营方式陈旧,但“小有小的好处”,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,私营钱庄依然保持着灵活的竞争力与顽强的生命力。伴随着上海解放的隆隆枪炮声,身份殊异的钱庄发挥着拾遗补缺的金融职能,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洗礼。

档案春秋︱上海滩最后的钱庄

上海天津路钱庄鳞次栉比
潜伏:黄浦江畔的“红色地下金库”
“奔腾急,万马战犹酣”。抗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,华中抗日根据地设立苏皖边区政府,华中银行随之开张。华中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区域性银行,肩负着统一华中解放区货币的历史任务。其时的苏皖边区,地理位置险要,经济百废待兴,如何打破重重封锁,筹措军需物资,建立一条从苏北到上海的地下金融通汇线,成了当务之急。这时,华中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想起了一位社会关系“绝对可靠”的生意人,正是他多年前在桂林结识的书店老板、如今活跃在上海金融界的爱国民主人士许振东。
1946年春节刚过,冰封的淮河开始消融,邓克生与许振东秘密会面,谋划一桩“大买卖”——创建一条驰援解放区的地下金融“交通线”。经往高邮一带实地考察,最终商定在高邮、扬州、镇江、上海等处各设一个办理汇兑的钱庄,股本总额约合黄金800两,由华中银行和许振东经营的上海仁泰钱庄各出一半,设在解放区的钱庄由邓克生负责,而设在国统区的钱庄则由许振东主理。告别时,许振东正式向组织提出了入党愿望,但邓克生认为他暂时不宜入党,这样潜伏上海滩“放手放脚”为党工作更为有利。
当机立断,说干就干。许振东回到上海后,着手筹建鼎元钱庄,办公地点设在金陵东路79号仁泰钱庄楼上,上海地下党组织也派出了谢甲孚、陆鉴崖、陈秀橡三位同志协助工作。没过多久,鼎元钱庄在四川路滇池路口开门揖客,按照既定方案,做的头号生意是“外汇”业务(当时根据地把国统区的货币成为“外币”),开拓票据交换、汇兑等金融服务渠道,突破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,达成苏北与上海之间的款项转汇,同时想方设法挖转国统区银行的资金,支持共产党驻沪企业发展之需。淮海战役打响后,上海与苏皖边区交通断绝,汇兑业务戛然而止,脑筋活络的许振东多谋善断,当即通知钱庄将汇款结余全部购买黄金存储起来,以防国统区货币贬值,又设立了数家进出口商贸公司,依仗鼎元钱庄的资金调度,采购紧俏的军需物资暗中运往解放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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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解放前夕的鼎元钱庄

在鼎元钱庄泛黄的账簿上,记载着多笔重要业务的经营轨迹:注入20%的股金,支持中共在香港创办宝生银行;投资260两黄金,扶助左翼作家夏衍在香港成立大光明电影公司;拨出100两黄金,用于采购军用胶鞋和搪瓷碗,全部运抵东北战场以解军队燃眉之急……到1948年底,鼎元钱庄向党组织上缴的黄金达900两,中共投资的本金悉数收回并有盈余。
是资金“加油站”,是情报“气象站”,也是人员秘密往来的“枢纽站”,鼎元钱庄在兵戈扰攘的时局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当时,许振东寓处经常有苏北根据地来客借宿,衣着打扮通常与大都市格格不入,容易引起猜疑,许振东夫妇就把自己的衣服改了让他们穿上。一次,许振东嘱夫人陪同解放区同志上街采购物资,进入一家绒线店时发觉有人盯梢,赶紧与同行者使了个眼色,加快脚步穿过几条弄堂,甩掉了“尾巴”。长期生活在如履薄冰的危险环境中,许夫人变得十分机警:“我们刚进去,就有两个男的跟了进来。哪有男人逛绒线店的?!”
1949年5月2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,鼎元钱庄的特殊使命行将结束。依傍滔滔黄浦江水,邓克生和许振东的两双手又紧握在一起,他们之间交流,再也无需使用以往的联络暗语和商界行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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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解放初期私营钱庄银行组建联营集团时招牌

脱胎:暗流涌动中的“金融整编”
上海天亮了!掐指算到溃败结局的国民政府逃往海峡对岸,原本存放在滇池路74号大楼底下“远东第一金库”里的450万两黄金被搬运一空,留给人民政府的只是数目“听上去很美”的21万亿金圆券,其实早已沦为废纸一张。
新政权建立后,最让人民政府挠头皮的事情,便是重新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申城经济。几乎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,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发布公告,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金融业实行接管和监管。而此时此刻,沪上私营金融业虽然饱经战火侵扰和经济风潮,整体资金实力已江河日下,但仍有119家私营银行、80家钱庄和5家信托公司勉强维持经营。
钱庄业何去何从?进城的解放军在南京路上席地而睡的场景,让亲眼目睹这一幕的“上海滩钱业巨子”秦润卿百感交集。秦润卿从1920年代开始,就以福源钱庄经理的身份出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、上海总商会副会长,在顺流、逆流中引领钱庄业砥砺前行。从钱庄学徒、跑街到经理,秦润卿在程氏钱业旗下的福源钱庄摸爬滚打,一干就是32年,直至晋升为经理。当躺在病榻上的程氏钱业掌门人程觐岳弥留之际,做出惊人决定:将程家庞大的钱庄业务全部托付给秦润卿,并要求程氏子弟日后不得干预钱庄事务。无疑,秦润卿不仅成了程氏家族的“托孤之人”,也是整个上海钱业的“托孤之人”。
“八月十五是中秋,有人欢喜有人愁”。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“红色血统”的钱庄来说,因为前途未卜而产生恐慌情绪的业主大有人在,金融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“共产党军事上100分,政治上80分,经济上只能得0分。”6月2日,上海解放不满一周,秦润卿受邀参加了上海工商界代表座谈会,会议宣传了中央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的政策,表达了对正当私营企业的保护之意,陈毅市长还请银钱业主要人士“摆龙门阵”,共同商讨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。这令秦润卿吃下了一颗“定心丸”。
如何同新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安排接轨,使钱庄业务得以良性发展?秦润卿熟读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,深谙其精要,“作为一种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,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,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,分工合作,各得其所,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。”与1940年代中后期的时局动荡、政治败坏、经济失序等社会乱象相比,人民政府与金融监管当局的清明、廉洁和高效,让经风经雨的秦润卿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。为此,福源钱庄积极配合政府的金融政策,在允许的市场空间内施展身手办理业务,为上海解放初期工商经济恢复、市场稳定助力,交出了不俗的“盈利答卷”。
当时的上海,局势并未随着解放而水静无波,市场投机之风肆虐,物价跌宕起伏,一些私营银行、钱庄的违法行为陆续被报章披露。1949年10月末,《解放日报》先后刊载《虚设账户,买卖金钞,谦泰钱庄永久停业》《进行投机违法营利,22家行庄手处分》《有部分暗账不依限呈报,增资股款套用业务资金,27家行庄受警告》等报道,私营金融机构信誉一落千丈,令奉公守法的钱庄也连带受到冲击。老百姓不愿把手头的余款存进钱庄,生怕打了水漂,私营工商企业亦不敢跟钱庄打交道,结果整个钱业存款锐减一半,普遍出现“日落西山三亿三(指每天旧人民币亏损数)”的窘境,生存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。
事成于和睦,力生于团结。秦润卿审时度势,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,秦润卿麾下的福源钱庄会同存诚钱庄、金源钱庄、宝丰钱庄以及数家私营银行,率先组成上海市私营金融业第一联营集团,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,以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,以充分偿付能力提增信用,经营方针和实际运作竭力向公营银行靠拢,业务状况一度“转危为安”。
当然,旧金融业的“生意陋习”依然挥之难去,滋生出钱庄之间无序竞争的倾向。譬如为了招揽存款,不遵守利率管理委员会的规定,擅自抬高利息,用“业务津贴”、“奖金提成”为诱饵盲目激励职员兜揽存款,甚或以“特约营业员”名义拉拢外界人士,给以佣金作为吸收存款的酬劳……针对诸多经营过程中的“胡腔野调”,一方面由政府主管部门予以查处和制止,另一方面由同业公会加强行业自律,阐明恶意竞争的危害性,“希望各会员加强团结,向公营银行学习,配合政府政策,发挥所有的力量,克服一切困难,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奋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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