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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国小民 | 十年六合彩写单人,两千里全家逃亡路

网络整理 2019-05-12 12:58

大国小民 | 十年六合彩写单人,两千里全家逃亡路

大国小民 | 十年六合彩写单人,两千里全家逃亡路

再见8 | 连载15

2019年开年,发小的父亲病逝了,我母亲前往岳阳参加了葬礼。我悲悯于故人的离世,又不禁感慨:那些想要靠捷径改变命运的个体,或许一时风光,却不得不时刻忧心命运的报复。

故事为发小口述。

1

去年年初开始,父亲就总喊右腹疼痛,问他怎么个疼法,他说有时像针刺一般剧痛,有时是持续胀痛,有时痛感甚至会发展到整个右半边身体。

我悄悄问母亲:“不会是肝癌吧?”

母亲不愿往那方面想:“你爸连肝炎都没有,不抽烟不喝酒的,怎么会得肝癌?不可能!”

8月的一天,我们全家在外吃完火锅,父亲刚回到家,就摇摇晃晃地冲向了厕所。关门声刚过,里面就传来呕吐声。我和妻子、母亲面面相觑,最后还是母亲开腔宽慰我们:“年纪大了还不注意节制,这不,马上就现世报了。”

10分钟后,父亲才颤颤巍巍地从厕所里出来,细微的声音从嗓子眼挤出来:“我去躺一下。”

父亲这一躺就是两天,吃不下饭,呕吐和腹泻又接踵而至。起先妈妈说这可能是消化不良,后来又说可能是急性肠胃炎,最后说,大概是食物中毒了。

我站在父亲床前,见他双眼紧闭,呼吸滞重,两颊处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老人斑。我闻到一股酸腐的气息,鼻子一酸——我竟没发觉父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了。

我们把父亲送到社区门诊,坐诊的大夫在反复询问、观察后,最后神色凝重地说:“带他去大医院做做超音波和AFP检查吧,看看是不是肝癌。”

任我和母亲如何虔心祈祷,医院的一纸诊断书还是打破了所有侥幸:肝癌IV期,肿瘤细胞在向肺部转移。我们跑了4家医院,医生都说,以父亲的情况,手术治疗已经没有意义。

到了12月,被病痛折磨得昏昏沉沉的父亲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,抓住我的手:“我要回岳阳,给我转院,我不要死在北京!这都是报应,报应啊……”

12月11日,父亲住进岳阳市的一家医院。当天,病情恶化,医生告诉我们:“准备一下吧。”

我站在东茅岭街头,车水马龙,热闹聒噪,熟悉的路牌,陌生的商业街。今天,距离我们举家“逃”往北京郊县,正好10个年头。

2

1988年,我7岁,在一所厂矿小学上一年级。老师、学生和家长,都是厂里的一份子,我父亲凭着电大文凭成了厂里的正式工,母亲则是家属工,在生活区唯一一所国营理发店里做理发师。常听大人们说“厂里效益不错”,所以学校的教室里不仅有彩电,还有暖气,比其他学校要好得多。

每隔一周的周二,班里的彩电都会播放宣传教育片,播放最多的,一是爱国教育片,二就是血吸虫防治宣传片。岳阳地属“血吸虫疫区”,洞庭湖水域更是重灾区。宣传片里来回播放着至今想来仍觉触目惊心的画面:被感染者四肢瘦弱、腹胀如牛,目光呆滞。讲解员反复倡导:“不要接触洞庭湖、小池塘、臭水沟,更不要下河游泳”。

我家这里地处岳阳市郊,叫“七里山社区”。社区北端是厂区,厂区以外是生活区。生活区以图书馆、灯光球场、农贸市场、社区大食堂为中心,环绕着“一生活区”至“六生活区”。这里容纳着四五千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属,总共近万人。

那时候,大家管去到生活区以外的岳阳叫“上街”。平日里,大伙儿更乐意待在熟悉舒适、应有尽有的社区内。

自我上中学后,就常听人说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。父亲也说,厂里的产品越来越卖不动了,他的工作闲得发慌。

到了1998年初,厂里响应国家关于国营厂矿要自力更生的号召,在深圳设立了两家分公司“中芙”和“海芙”。父亲的老领导谢主任被委派为“海芙”贸易公司的总经理。

父亲得知谢主任正在厂里招募派去深圳新公司的员工后,和很多人一样,也认为这是个跳出岳阳的好机会,硬是咬牙买了一套时新的组合音响,送去了老领导家,千求万请地拿下了深圳公司业务员的调派指标。

40岁的父亲去了深圳后不久,母亲就被下岗了。放下剃头刀的母亲盘下了生活区里农贸市场正对面的一个小卖部,做起了个体户。那时,生活区的国营商店有两家,卖的东西不比小卖部便宜,所以母亲的小卖部尚能勉强维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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